《讀賣新聞》於二〇一一年舉行〈昭和時代的象徵〉民意調查，排名最高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兩件事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但美好的記憶總是較令人難忘。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舉辦奧運會的國家，今年是東京奧運舉辦的五十四週年紀念。從國際奧委會所公布的消息，確認了東京贏得二〇二〇年的奧運舉辦權，即將舉辦第二度的奧運，再度超越所有亞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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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從來就不只是運動盛事而已，而是民族自信心的投射、是國力興衰的表徵，同時也帶動經濟、社會與文化的成長。
一九四五年於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使得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由美國託管長達七年的時間，直到一九五二年，日本政府才逐漸掌握重建的權力。
因為韓戰的關係，美軍將日本做為軍需供應的基地，加速了日本戰後的經濟成長。一九六〇年，擔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國民所得倍增計畫」，在十年之間將GDP由十三兆日圓增加到二十六兆日圓。
「已不再是戰後了！」這句話在東京爭取到一九六四年奧運的前後幾年大為流行，不僅使用於經濟報告，也成為當時的流行用語，塑造一種意識形態。評論家中野好夫在《文藝春秋》發表〈已不再是戰後了〉一文，指出：「對於敗戰的教訓之反應，不論光明與黑暗......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敗戰的傷痛必須以更沉潛的形式讓它活在未來。」把傷痛藏在心裡，並且以它為力量，走向未來，東京奧運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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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木競技場
東京奧運的運動場館，最令人驚豔的就是由丹下健三（一九一三年∼二〇〇五年）所設計的「代代木競技場」。由於以往亞洲的建築師沒有設計過如此大型的體育場館，對於日本建築師和結構設計的運算都是一大考驗。
丹下健三畢業於東京大學建築系，在日本戰後的建築家系譜中，與前川國男算是第一代；第二代則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槙文彥、菊竹清訓，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磯崎新、黑川紀章，以及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安藤忠雄和伊東豊雄。
出生於戰前的丹下健三，經歷過戰爭洗禮，在戰爭期間沒有什麼建築可供設計，於是進入東大研究所繼續進修，直到戰後才得以大顯身手。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的主場館代代木競技場就是丹下健三的成名之作，當時他年逾五十，創造力和執行力都達到顛峰，搭配結構師坪井善勝，解決建築結構上的設計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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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沒有電腦運算，代代木競技場最特殊的是，一百二十公尺長的空間中沒有落柱，為了展現出廣闊的空間感，以吊橋般的造型，創造出懸吊的大跨度空間結構。而外部則是渦形螺旋狀的流線建築。
丹下健三不單純是模仿國外，也從日本古代神社的圓型和豎穴式住居得到靈感，發揮高度想像力與創造力，結合建築材料，突破體育場的空間模式，既符合功能又有設計上的美感。代代木競技場堪稱劃時代的作品。這座體育館還得到國際奧委會（IOC）的特別功勞獎，在奧運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
所有東京奧運的場館都在舉辦前一年陸續完成，甚至前一年的十月就舉辦體育週的活動，測試場館以及熟練運動賽事的進行，期望在正式比賽時零錯誤，具體地展現出日本人工作的細緻程度。
一系列的大型建設
東京奧運不只是運動會而已，日本一系列的大型建設計畫也隨之進行，像是東海道新幹線、名神高速公路、地下鐵系統。東海道新幹線在奧運開始之前的九天營運，是當時世界鐵路技術的重大突破，時速高達兩百公里的子彈列車為人類交通史奠定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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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殘破的東京，鋪有柏油的路面只占三〇％，在奧運前夕則達到七〇％，環首都圈的高速公路也完工，這一時期所採用的高架道路，即使在今日仍是東京的都市景觀之一。
東京地鐵的路網也隨著奧運鋪設，為了方便旅客，從羽田機場通往市中心的單軌電車也與路網連接起來。相較於奧運花費的四億五千萬美元，大建設的資金超過六十四億美元，可見奧運所帶動的整體建設，加快了東京建設的速度。
聖火閃耀在每個人的心中
奧運前的兩個月，一場盛會的熱身就開始了，從希臘所點燃的聖火，在海外十二個城市巡迴之後，專機送抵日本。
當年奧運聖火也抵達臺北市區繞行，在以往的臺北市立體育場前仿照了一座毛公鼎，點燃聖火，這也是唯一一次奧運聖火入臺的紀錄。
日本的聖火傳遞從美軍占領下的沖繩開始，分成四路的跑者傳遞，跑者的年齡都在十六到二十歲之間，在大會當天抵達了東京，由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坂井義則點燃奧運的火焰。
選擇坂井的原因在於他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也就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天。所以，東京奧運也有走出戰爭，邁向和平與新時代的意味。三島由紀夫在當時寫下了〈結合東洋與西洋之火〉，文中提到：他（坂井義則，最後的聖火傳遞者）右手將聖火高高舉起的時候，被那白煙圍繞的胸前的國旗，恐怕閃耀在每個人的眼中，這樣的感情並不誇張......國旗的顏色和形狀，在特別的瞬間好像有什麼喚醒我們心中的某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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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的是埋藏在心中的敗戰記憶、喚醒的是民族的情感、喚醒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就此降臨，「已不再是戰後了」!
一切準備就緒，一場日本人與國際的盛會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據說開幕前幾天東京不是陰天就是雨天，但開幕當天卻陽光普照。帶著辦喜事的興奮心情，天皇裕仁、首相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在下午兩點宣布奧運會開始，共九十三個國家、超過五千名運動員參與競賽。
這次的奧運轉播是第一次的全球性轉播，美國當時所發射的「辛科姆」衛星，讓比賽可以同時在不同時區收看。
東京奧運的一百六十三枚金牌之中，日本得到十六金，比起前一次奧運多了十二枚，整體的名次排名第三。或許原因之一是奧運第一次將柔道納入比賽項目，光是這個項目，日本就得了三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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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的社會與時代
奧運對於大多數日本人而言，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但這些大規模的建設與經濟成長也建立在某些不公平的基礎之上。衡量東京奧運以及一九六〇年代的日本，除了光明面以外，黑暗面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大規模的建設一定得花上大量人力，而在成本的控制下，勞工薪資相當微薄。日本政府以國家的名義動員十萬以上的山區農民，他們在低薪的狀況下，成為奧運建設背後的無名英雄。
日本國內當時最大的衝突在於《美日安保條約》所引起的政治與社會鬥爭，美國雖然在一九五二年結束託管日本，但一直是日本外交上最重要的主導者。日本是否能夠真正地走出美國的控制，或者只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傀儡，一直是二次戰後日本政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圍繞著《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大規模抗議活動導致岸信介內閣總辭。延續到七〇年代的還有第二次安保鬥爭，以及之後的全共鬥、沖繩返還、反越戰和三里塚的抗爭。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多數人而言，或許就是在美國的保護傘下，日本才能不顧世界局勢，專心地注意復興的問題。
東京奧運的成功的確是一個時代的轉變，日本徹底離開戰後的貧窮社會。雖然奧運的觀光人潮沒有達到預期，奧運後的幾年經濟甚至一度衰退。但是，整體基礎建設對於日本的發展具有長期的影響。一九六七年，日本的經濟規模超過英國和法國，隔年超過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直到近來被中國超越為止。或許就是擔憂亞洲第一的角色被中國取代，東京才積極爭取二〇二〇年的奧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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