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許臺北時裝週漸進轉型為亞洲第一個國際永續時裝週

專長：藝術與時尚策展、時尚藝術經紀、文化研究及文化政策研究、跨領域合作、品牌管理與整合行銷、傳統及當代攝影。

今年臺北時裝週邁入第五年，看似穩定成長，但仍有不少待解決問題，疫情關係瓶頸似乎提前到來，有些亂象似乎是新出現，有些則一直無法解決，或許老生常談，在此提出一些小小建言，真心期待臺北時裝週及臺灣時尚產業的明天會更好。

#值得期待的New Breed活動
文化部新增New Breed活動，類似倫敦時裝週New Gen，值得期待，希望每年兩季舉行。New Breed可像New Gen有識別Logo，在Taipei Fashion Week底下加New Breed，未來應開放在臺登記商業註冊的外國設計師參與，活動可加Presentation及Designer Showroom。臺北市文化局策劃Next Gen，同樣學習英國New Gen，但一年一次效果有限，既然文化部成立New Breed，建議臺北市時裝週標案計畫名稱可改為「臺北時裝週節Taipei Fashion Week Festival」活動標案，學習倫敦及上海時裝週的Fashion Week Festival在週末舉辦。

#官員及來賓致詞橋段應減少
臺北時裝週品牌秀開幕INF打頭陣，最後是Daniel Wong，從去年兩個星期延長到三個星期，時間越拉越長。此外很多活動都有長官致詞，一位在國外協助推廣臺灣設計師的業界工作者提到，「外國人看臺灣時尚活動感到很困惑，臺灣人怎麼那麼愛在時裝週活動致詞？這種畫面太多，完全不Fashion。」或許初期有宣示的必要，「金馬獎」在1991年交由民間的「臺灣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八年後確立出席的政界人士「不上臺、不致辭、不頒獎」的原則，期望未來臺北時裝週能完全沒有官員及來賓上臺致辭畫面。

#單價過高，缺乏「價格競爭力」，是臺灣年輕設計師普遍問題
2009年12月18日韓國時報（Korea Times）有篇文章〈2010年韓國時尚的未來〉（Future of Korean Fashion in 2010），內文訪問韓國時尚協會（Korea Fashion Association）主席Won Dae-yun（音譯：元大潤），他提到「韓國時裝業生存取決於其與外國品牌的競爭能力，許多設計師和品牌以高品質聞名，但也以昂貴價格標籤著稱，大多數的韓國服裝非常昂貴，因為他們只專注於當地市場，不想做出口貿易，但韓國本土市場已經有50％被國外品牌攻佔，即便不少本土設計師高喊活不下去，縱然單價太高，但設計師仍不想降低價格，導致競爭力降低。」韓國設計師面對市場的問題，同樣也是臺灣設計師普遍的問題。

#盡早開放國外設計師參加，真正朝向「國際級」時裝週邁進
在臺灣，不管政府或民間，行銷包裝宣傳總喜歡掛上「國際」二字，有些活動名字取得很響亮，譬如「世界XX博覽會」，但參與的人幾乎都是本國及本地人，宣傳及官方臉書也都是中文，沒有什麼國際媒體重視及報導，更缺乏參展者進行國際交流，只是用來大內宣。臺北時裝週新聞稿也掛上「國際級」，雖然目前軟硬體具國際水準，有些本土設計師也稍具國際知名度，但有些設計師作品水準一直沒進步，缺乏具競爭力的國外設計師品牌參展，及國際買家、國際媒體主動關注，真符合國際級時裝週標準？文化部應著手規劃何時開放國外設計師參加，至少可以開放遠端參展方式，真正朝向國際時裝週邁進，才比較能名符其實。

#長期申請文化部補助的服裝設計師，應參加臺北時裝週活動
有個嚴肅問題，有些長期拿文化部補助到海外參展的設計師，在完全沒有知名度的時候，會私下拜會文化部長官請求支援，極度渴望能得到政府補助，有趣的是，等到他們有點知名度後，當文化部需要臺灣設計師力挺臺北時裝週之時，卻連一次品牌秀也沒有參加，不知是太忙抽不出時間，還是品牌缺錢也缺人力，分身乏術，或覺得臺北時裝週水準根本仍不夠、也沒有什麼合適買家，對品牌幫助不大，亦或其實很想參加，但仍在思考規劃該以什麼方式呈現比較好？

文化部無硬性規定拿補助的設計師一定要參加臺北時裝週做為切結及回饋條件，但長期在拿文化部補助的設計師，是否至少應該在百忙之中抽空參加一次，以表達力挺文化部及回報人民納稅錢的支持，於情於理，似乎比較說得過去。

#政府應可積極鼓勵紡織廠投資臺灣設計師品牌
政府常鼓勵紡織業者轉型自創品牌，不過三十年來在經濟部工業局及紡拓會操作下，沒有任何成功案例，紡織業者若不知道如何成功自創品牌，文化部還不如積極鼓勵他們學習三星集團旗下的第一毛織（Cheil Industries），投資韓國服裝設計師品牌JUUN.J、KUHO的模式，投資臺灣設計師品牌成功機會比較大。

#獨步全球的「時裝週計畫主持人」頭銜？
臺灣常自創名詞，例如造成產業長期混亂的「文創」二字。因為標案，時尚界也再次出現獨步全球的怪頭銜—「臺北時裝週計畫主持人」，小小臺北時裝週曾出現三個不同得標公司，已出現三個計畫主持人，未來若有十個不同得標公司，就會出現十個計畫主持人，不禁令人好奇這到底是什麼世界級時裝週計畫？國外都是中介組織代表時裝週專責單位，完全沒有個人主義及英雄主義在裡頭，臺灣因為標案搶標成功的計畫主持人，就能代表整個臺灣時尚產業所有人的想法，這未免也太有趣？若認真去了解韓國首爾時裝週標案計畫，在韓國時裝史上也沒有這種頭銜，臺灣獨步全球的名詞似乎愈來愈多？

#設計師應懂時尚零售生意經營方式
臺灣創時尚品牌的設計師很多，能存活者很少，國內擁有多家店面的設計師不多，擁有海外自營店面者更是鳳毛麟角，有些設計師在國際有點知名度，但不是大紅大紫，國外重要時尚媒體深度專訪及報導不多，但被媒體捧成臺灣之光。有些設計師甚至在很好的百貨或商場開店，但最終關門收場，設計師開店又關店的情節似乎永遠不斷輪迴，有些設計師說他們賣進海外市場，但商品在海外哪些選品店銷售，官網不敢寫，亦或是目前根本沒有一間國外買手店銷售他們的商品，有些設計師成立自己的線上商店，對外宣稱賣了一些給海外客人，但真實業績沒人知道，若只是賣幾件衣服給海外客人，這樣真的能叫在海外大受歡迎或打進海外市場？臺灣年輕設計師在海外市場以wholesale（批發）方式進行，生殺大權永遠掌握在國外買家手中，然而時尚品牌本質是一門零售生意，懂零售生意的品牌才能永久生存，缺乏時尚零售市場行銷商業知識與經驗，更是臺灣年輕設計師長年的問題。

#紡拓會買家線上媒合會成效有限
臺北時裝週雖有紡拓會協助進行海外買手店媒合，問了一些曾參與媒合會的設計師，一位年輕設計師說，因買家有不同國家，要配合時差問題，有時一個國家同時有多家買家集中在同一個時段，多方同步連線，大家一起看一位臺灣設計師的作品，視訊會有多格視窗，有點壓迫感，其實這種方式不太容易深入對談。

這位設計師說：「每位設計師線上面談約十分鐘，有時會有三個設計師在這個空間，若有一位設計師在和買家面談，其他設計師則在旁邊等候stand by，其實都會聽得到別人的對話，這種很像選秀會的海選畫面，買家偶爾有人會問價格，但大多是不了了之，或許是自己的品牌比較新，或是買家沒有興趣自己的風格。」該名設計師也提到，「設計師事前並不知道要和什麼背景風格的店家談，店家似乎同樣也不知道要看的作品風格長怎樣的設計師，面談有點像在趕場，這個國家談完，換下一個國家，設計師有點像去執行必需要被執行的任務，買手幾乎也是走馬看花，自己認識的一些品牌設計師，後來都不太想再參加這種活動，臺北時裝週秀辦得風風光光，但是商業機制在哪裡？」

另一位設計師則說，「和買家談是有談，甚至有幾間談到細節及價格，不過參加好幾次臺北時裝週，仍然沒接到訂單，唯一好處是有拿到海外店家買手的聯絡方式，其他認識的設計師私下表示，也是都沒有接到單。」其實設計師沒有拿到訂單並不讓人覺得意外，畢竟買家通常要看現貨，摸到商品，看一下做工細緻度如何，才敢下單，除非對方已經長期觀察這位設計師很久，或是設計師有國際知名度，臺北時裝週在疫情期間更嚴重面臨買手進不來臺灣看貨，設計師貨賣不出去的困境。

#缺乏具開拓歐美市場實務經驗人才
先前提到韓國時尚協會主席元大潤（Won Dae-yun）在接受《韓國時報》（Korea Times）訪問時提到，「韓國國內服裝市場有50％被國外品牌牌所佔據。」其實若加上韓國快時尚及非設計師品牌瓜分，韓國設計師品牌國內處境非常辛苦，尤其是年輕設計師，這也是為何韓國推時尚品牌國家隊的另一個原因，向海外市場進攻。

臺灣有不少國外品牌的代工廠，也有不少代理歐美品牌的選品店，甚至也有不少人在國際大品牌的臺灣分公司上班過，但臺灣嚴重缺乏自創時裝（時尚）品牌成功經驗的人。臺灣很多人所謂的海外市場經驗及海外店面，指的是中國市場，缺乏歐美市場經驗人才，更缺乏精品最高象徵的法國市場的行銷人才，要在國際形塑成頂級時裝品牌不太容易。其實從臺灣電子及電腦產業自有品牌海外行銷遇到的困境，就可以有一些概念，像之前BenQ及HTC曾在海外紅極一時，後來也是不了了之，加上年輕服裝設計師缺乏資金，想成功開拓海外市場是一項嚴苛的挑戰。

#文化部可以針對業界工作者，開設時尚大師課
金馬獎有個很有特色的課程「電影大師課」，這是李安導演一手催生，專門為業界從業人員開立的專業課程，金馬官網提到：「自2018年創辦，為臺灣首度大規模推出涵蓋各項電影專業的影視課程，從攝影、音效、剪輯、編劇、美術、動作、視效、製片等專業領域切入，邀請備受影壇敬重的重量級影人開設，找來很多國內外重量級電影工作者。」

未來的國家級臺灣時裝（時尚）品牌中介組織成立之後，同樣可成立大師講堂，為產業工作者上課，包括可以找國外優秀的彩妝師、髮型師、服裝、鞋類及金工配件設計師、打版師、裁縫師、模特兒、時尚攝影師、時尚公關公司等，可透過視訊或直接到臺灣為年輕產業工作者上課，透過外國的專業及經驗，提升本土的時尚產業能量。

#不要把設計師當作爭權奪利的棋子
臺灣由於缺乏時裝（時尚）品牌中介組織，有幾位設計師都會提到，有些人及有些單位幫助設計師是無私奉獻真心為產業好，但有些則非常明顯出於追求自身名利。一位資深設計師更直言，這些人及投標公司口頭上一直說是在幫設計師，但設計師又不是笨蛋，難道會看不出哪些人只是把設計師當成爭取政府標案及補助案的棋子，標案有多少錢是進他們公司及私人口袋，有經驗的人其實都心知肚明，由於設計師都需要舞臺，特別是新銳，很多人只是不想把事情點太破。

此外，一位目前品牌有不錯知名度的設計師嘲諷說，若設計師在剛出道時被那些人幫忙過一次，等到設計師開始有知名度了，似乎無止盡持續被要求回報做為反饋，好像一輩子都要一直還他們人情，要被他們榨乾才叫懂得知恩圖報；若不配合他們，永遠會被那些人痛批設計師不知感恩，其實他們所謂的幫忙，都是有目的的幫忙。這位設計師更說，政府時尚產業計畫幾乎已經淪為少數擅長拿中央及地方政府標案與補助計畫的人或公司的手中籌碼，這位設計師也說，耳聞有設計師私下抱怨，有些人會對設計師們私下邀功，在名單還沒有對外公佈前，會打電話給設計師說，「恭喜某某某，你已入選什麼活動，和你說一下，你會入選是因為我的力保及推薦，你才有機會獲得入選。」自己也曾耳聞有些設計師常私下接到這些常在搶政府資源的人的電話，開口討人情，被迫要簽合作意向書或一定要參加他們已搶到標案的活動，目的是為了做為KPI結案用。

這些傳聞，是真是假，有待政府長官或相關法務單位私下查明了解。倘若是真，期待這些醜陋面有天能被有正義感的設計師偷偷錄音並勇敢爆料給媒體公諸於世，成為吹哨者，也唯有如此，才能把時尚產業留給下一代乾淨的環境，而非讓這些人長年為所欲為，變相把持中央及地方政府策劃的時尚活動，彷彿整個臺灣時尚界私下都由他們所管。唯有如此，產業才能進步，這種公器私用的做法，和有些黑心政治人物把公家資源當成私家東西在用，有什麼兩樣？其實不止時尚界，很多產業都有類似情況，對文創產業來說，是因為缺乏專責中介組織才會常出現這種情況，非常不利產業長期正向發展。

#立委及行政院應即刻推動「時尚產業改由文化部推動」的政府部門重整計畫
時尚大國都是由文化部主掌時尚產業發展，臺灣時尚產業目前仍持續由「經濟部民生化工組」主導，並交由紡拓會執行，把時尚當成民生化工品在推廣，到目前為止，文化部並非臺灣時尚產業的主掌機關，很難使上全力推動時尚產業的發展。這是臺灣時尚產業最致命的問題，執政黨及在野黨立委及官員們似乎無人敢修訂這個過時的錯誤政策，立委及行政院應即刻推動「時尚產業改由文化部推動」的政府部門重整計畫。

#臺灣長年錯誤將時尚產業當成紡織產業推動
紡拓會官網上有一段秘書長的話：「紡拓會成立於1975年，是為全體紡織業服務的機構，與臺灣紡織產業發展休戚與共。」然而時尚產業的核心是品牌，包含男裝、女裝、香水、包包、手錶、鞋履、珠寶、美妝，美髮等品牌。紡織只是時尚品牌裡的服裝品牌外圍生產單位，其他非服裝品牌範疇的上中下游，難道也都和紡織有關？即便臺灣目前由文化部推動時裝計畫，仍常見新聞稿仍然狹隘宣導時尚產業的上中下游是紡織上中下游的思維。

#由紡織中介組織推動臺灣時裝（時尚）品牌發展，只是自掘墳墓
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將臺灣推動時尚重責大任交由紡職中介組織的紡拓會推廣，環視英、美、法、義、日、韓等國，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由紡織中介組織主導時尚產業發展，即便組織架構及組成方式嚴重與國外運作方式脫軌，造成日本設計師嚴重青黃不接的日本時裝週推進機構JFWO，也不是純粹紡織中介組織，JFWO的會員組成還包括百貨公司、設計師及大型服裝公司等。

日本產經省官員為紡織而紡織的思維，所建構的東京時裝週推進機構JFWO已經摧毀CFD Tokyo所建構的以品牌為核心的基礎，讓日本設計師出現青黃不接的嚴重斷層。英、美、法、義、韓國，甚至歐洲絕大多數時尚產業發展比較理想的國家，都是紡織和品牌發展由不同的專責單位分開推動，臺灣的這種作法，已經證明是無效的，因為臺灣目前只有一個由中興百貨Designer Gallery而非紡拓會培育出來的品牌夏姿（Shiatzy Chen）真正站穩國際。紡拓會推動臺灣紡織立下汗馬功勞，然而臺灣時尚產業被經濟部工業局民生代工組及紡拓會主宰30年所發展出的錯誤問題及困境，政府難道都沒有發現問題且無力解決？

#文化部時裝週展後檢討會議，設計師真能暢所欲言？
歷年來，文化部都會舉辦臺北時裝週展後檢討會議，據悉，2018年以來，都是設計師獨立一場檢討會、參展廠商一場檢討會、執行單位一場檢討會，文化部向來都是分開舉行，就怕大家不能暢所欲言。但有趣的是，文化部並沒有明文規定利益者應該要迴避，更沒有禁止得標單位團隊成員不能出席設計師的檢討會議，也沒辦法無限上綱限制別人的行為，因此就會發生得標單位團隊成員最終還是出現在設計師檢討會議上，而且還不止一次。這種情況下，就發生了設計師們會誤以為是文化部主動邀請得標單位出席，想讓設計師與得標單位雙方當面有效溝通，有位設計師更說，當得標單位的人坐在設計師的前面，根本就像是得標單位派人來盯場。

這位設計師表示，政府的標案計畫資源幾乎老是被那幾位善於搶政府資源的老面孔所掌握，小設計師很怕被秋後算帳，更怕私下接到關切及痛駡電話，甚至怕遇到他們會耍小手段，在其他政府活動藉機找麻煩，或是把設計師當成不合群黑名單，永遠踢出名單之外，甚至在活動給你「衝康」，大家都會擔心被挾怨報復，畢竟新銳設計師還是需要靠參與中央及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爭取曝光機會，誰敢在檢討會議上講出問題點及內心話，得罪他們一次，之後別想參加他們拿到政府計畫的其他活動了，這種有得標團隊成員在場的狀況，設計師怎麼可能暢所欲言？這種會議只會淪為結案計畫的形式檢討而已。

#奢華印象不利政府投入改革？
有人說，有些常常對外喊窮的設計師及時常高調炫富的時尚名人，在他們的臉書及IG上，會看到似乎他們總有吃不完的高檔餐廳大餐，喝不完的名酒，參加不完的時尚派對，全身名牌到處遊山玩水打卡上傳，讓節儉的臺灣老百姓本來對時尚產業就有點距離，甚至反感，畢竟百姓會覺得我的納稅錢不是用來養一些只會遊山玩水及吃吃喝喝的人，臺灣時尚產業其實很難獲得民眾全力支持不是沒有原因。

#自掃門前雪的臺灣服裝設計師？
私下詢問設計師們對於文化部將協助成立時裝（時尚）品牌中介組織的想法，一些設計師說，他們其實很期待。一位設計師私下表示：「自己曾私下號召設計師商議這件事，但最後大家都是意興闌珊，其實歸根究底的原因出在設計師根本就不團結，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盤算及考量。」

另外一位長期在海外發展的設計師則說：「設計師沒有動作不表示不想成立，也不是設計師不想管時尚產業的未來發展，相信所有設計師都想要有一個由設計師自己主導的組織。而很多所謂協助設計師的人只會辦活動，那些人根本沒有自創時裝品牌的成功經驗，更沒有歐美海外市場實際開拓發展的實務經驗，沒有經驗的人來指導有經驗的人，臺灣時尚品牌當然一直推廣不起來，經營品牌不是辦秀找名人出席，搞聲量及發發新聞稿那麼簡單。」

一位中生代設計師則說，「那些擅長與政府打交道的人，最終一定會出來搶中介組織主席、顧問或重要職位，那些老是想抓權力的人，最後更一定會私下全面集結在一起，聯手他們長期合作的設計師一起搶資源，畢竟能夠拿到多少錢放進自己口袋及得到多少臺灣媒體的曝光才是他們關心的，小設計師們根本無力阻止及抵抗這種問題。」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些設計師說，把自己管好就好，其他的事不用去管太多的原因，因為設計師無法也無力管。

這些話背後存在很多無奈，甚至會讓人覺得設計師常常自掃門前雪，其實這就是臺灣時尚產業的悲哀，如同一位政府人士私下表示，「臺灣設計師除了不自覺，更缺乏具影響力、公信力及公正性的設計師願意出來帶頭倡議設計師要成立屬於自己主導的組織，只能永遠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一位品牌已經經營超過十年的設計師則表示，「未來一定要成立官民合作的品牌中介組織，畢竟臺灣一些協會最後不了了之都是因為缺乏資金，政府千萬不要又搞了一個自以為有特色的組織及運作模式，而不是學習歐美時尚大國運作時尚產業的真正精神，我們真的很擔心文化部似乎一心想把紡拓會又拉進來成為組織成員，若是如此，惡夢永不停止。」政府若真的想讓設計師品牌與臺灣紡織廠合作，雙方可以共推紡織合作計畫，由「品牌中介組織」和「紡織中介組織—紡拓會」進行雙邊合作。

有位設計師私下開玩笑甚至諷刺地說，「臺灣時尚產業在出現巨大標案金額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大家有共同利益時，見到面彼此會喊哥叫姐，形成利益共同體。但若出現想法不同或利益嚴重衝突，上一刻是同一個陣營，下一刻變成搶標或爭補助的敵對陣營，為了大筆標案經費開始明爭暗鬥，甚至在私下或臉書上暗諷來嘲諷去，設計師原本應該自己當主人，卻長年成為這些人手中的棋子，有點可悲。」其實臺灣市場太小，政府及民間資源又有限，設計師之間彼此搶資源不是沒有原因，然而與其說設計師自掃門前雪，還不如說因為太多現實及無奈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寧願用標案及補助，也不想出現不可控的「時尚邪會」？
經費問題除外，好幾位設計師都共同點出，「人」將會是未來品牌中介組織成立後的核心問題，設計師們非常擔心未來中介組織若是被無法受到監督且滿腹私欲的人掌控後，將成為「時尚邪會」。有位設計師說：「那些玩弄權力、擅長和政府官員打交道的人，能夠長年在公部門計畫完全吃得開，不是沒有原因。大家都非常擔心出現像單項體育邪會一樣失控的情況。」

另外一位設計師則說：「我們很擔心有能力玩的人有私心，但沒有能力的人不只要擔心有私心，更要擔心他們滿腦子不專業且不著邊際的想法。」這位設計師又說，「最高領導者是誰非常關鍵，沒有自創品牌成功的人，根本不懂如何帶領年輕設計師如何自創品牌，但成功創立品牌的人，設計師們又很擔心那些人會把所有的利益及資源納進自己的品牌裡。」出於種種的不確定感，很多設計師覺得，與不可控的「時尚邪會」相比，標案及補助反而相對比較公正，即便標案及補助案還是有很看不見的問題點及潛在危機，同樣只能說是產業悲哀。

一位長期在政府文創產業中介組織單位工作的朋友則直言，「我對臺灣是抱持比較悲觀的態度，在公部門看太多了，靠關係，任用私人，爭名奪利，成立中介組織不難，難在人，人一直是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這是臺灣時尚產業，甚至是文創產業各項目在未來成立中介組織的最大隱憂。

#時尚產業是僅次於石油產業的第二大污染產業，政府及民間都應有新作為
很多產業都面臨環境污染的問題，然而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紡織服裝行業總碳排放量超過所有國際航班和海運的排放量總和，佔據全球碳排放量的10％，是僅次於石油產業的第二大污染產業。

非政府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臺灣官網在2012年11月20日曾發表一篇文章〈毒衣吾惡：全球時尚品牌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內文提到，綠色和平在2012年4月期間，在全球包括臺灣在內的29個國家（地區）採購了141件服裝樣品，所有樣品全部是在各品牌專賣店或品牌授權經銷的商店購買。

根據衣服上的標籤顯示，141件樣品分別從18個不同的國家生產，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然而有25件樣品無法確認其生產國，這也反映出紡織業的生產並不像其應有的透明。上述141件服裝種類包含男裝、女裝、童裝，款式包括上衣、T恤、夾克、褲子、牛仔褲、連身裙、內衣等，服裝材質有人造纖維，也有天然纖維。所有樣品皆經過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的檢測；其中有31個樣品上有塑膠溶膠印刷，針對帶有塑膠溶膠印刷的樣品再進一步做塑化劑（鄰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檢測。在141件樣品中，有89件被檢測出環境激素NPE的殘留；本次檢測含有毒有害物質的比例與2011年綠色和平檢測運動品牌服裝的調查結果幾乎一樣。

當政府長年高喊臺灣機能型布料獨步全球的口號下，有一位設計師曾私下透露政府不能說的秘密，那就是機能型布料長久以來所面對的環境污染問題，這是為何許多國外布料廠不想在母國當地發展機能型布料的最大原因，會面對環保團體嚴格檢視甚至高額罰金，而非國外紡織大國沒有技術或缺乏資金投入布料研發。面對環保問題，臺灣早期比較沒有概念，政府規範也不嚴格，消費者更不知道布料的毒害問題，在環保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加上近年來因為歐盟嚴格要求規範，《天下》雜誌曾報導，有不少紡織廠已轉型開發無毒或永續布料，但仍有些紡織廠不願或無力投入轉型，以符合歐盟等國外市場的環保要求標準。

《天下》雜誌2021年曾出版一本名為《循環台灣》的書籍，書中曾提到「2017年哥本哈根時尚高峰會議中的時尚產業脈動報告指出，每年有9,200萬噸紡織品被丟棄，份量相當於每一秒鐘一台垃圾車倒出滿滿的紡織品，其中80％未被回收或再利用，卻進到焚化場或掩埋，造成了每年1兆5,000億台幣的損失。」

中國網站《華麗誌》在2018年3月曾有篇文章〈全球20％廢水、24％殺蟲劑、50萬噸海洋塑膠垃圾…都來自時尚產業鏈！聯合國開會討論時尚產業環境問題的對策〉，內文提到，「紡織工業近年來被認定為造成世界海洋塑料污染的罪魁禍首，據估計，在塑料紡織品（如聚酯、尼龍或丙烯酸）的洗滌過程中，每年大約有50萬噸塑料微纖維流入海洋。而大約85％的紡織品最終進入垃圾掩埋場或被焚燒。」更點出「快時尚時代，除了環境污染問題。因為生產過程中採用不安全流程和有害物質，還面臨著危險工作環境。管理階層經常對供應鏈的各個部門施加成本和時間壓力，導致工人們工作時間長，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在某些情況下，還有現代奴隸制和童工問題存在。」

中國《搜狐》網站2018年3月有篇文章〈一條牛仔褲需要十年飲用水！時尚與污染並存的快時尚背後問題重重〉，內文提到，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簡稱UNECE）舉辦的「時尚與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的作用？」會議上，大家進行了時尚產業的討論，UNECE分析師比爾吉特利亞奧特曼（Birgit Lia Altmann）提到：「要生產1公斤棉花（這些棉花只夠生產一條藍色牛仔褲）需要1萬升以上的水，這等同於一個人10年內的飲用水總量。」


由綠色和平組織發起的一項名為《為我的時尚排毒》（Detox My Fashion）的活動，提到「全球快時尚品牌生產的服裝數量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今天的潮流就是明天的垃圾，我們的衣服便宜又快扔掉。是時候糾正這種平衡，挑戰一次性的心態並投資於質量而不是數量。」即使是最環保的T恤，或者最好的牛仔褲，仍然需要大量的資源。如果將2020年被銷毀的衣服和電子產品的估計數量排成一列，它將在全球運行1.5圈；2030年的預測是它將繞地球6圈。

此外，時尚產業也常大量使用動物皮革，著名的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簡稱PETA），長期關心時尚界使用動物皮革問題。PETA UK在2018年10月有篇報導〈赫爾辛基時裝週在PETA呼籲後不再使用皮革〉（Helsinki Fashion Week Goes Leather-Free After PETA Appeal），內文提到赫爾辛基時裝週承諾從2019年7月的活動開始禁止使用皮革製品，設計師必須完全使用永續材質製作服裝。PETA在北歐時裝週協會（Nordic Fashion Week Association）的支持下，積極反對虐待動物以及因使用動物皮革而導致的環境有害影響。皮革行業每年對超過10億隻動物進行集中監禁、閹割，動物處在極度擁擠的環境以及面對可怕的屠宰場之旅。皮革是肉類行業利潤豐厚的副產品，肉類行業是世界上最大污染源之一，也是氣候變遷的貢獻者。

報導中也提到，「使用甲醛、煤焦油、氰化物染料和其他危險化學品的製革廠，因污染附近的水和土壤而惡名昭彰。也因如此，由菠蘿葉、葡萄、蘑菇、軟木等製成的純素皮革正在興起。包括Stella McCartney、Vika Gazinskaya和Felder Felder在內的頂尖設計師都拒絕在他們的設計中使用動物皮革，據報導，三分之二的千禧世代願意為可持續製造的產品支付更多費用。」Stella McCartney更是素食主義者，以身做則。

《關鍵評論網》在2018年6月7號有篇文章〈道德時尚：買一件對誰都溫柔的衣服〉，內容提到道德時尚（ethical fashion）、永續時尚（sustainable fashion）、慢時尚（slow fashion）、素時尚（vegan fashion）的差別。綜合多家媒體報導，歐盟呼籲2030年前，結束快時尚文化，歐盟將對衣物耐用性、可修復性，以及「從纖維到纖維」（fiber to fiber）回收機制等方面設立標準，以達到永續循環的目標，並禁止銷毀許多未能出售的產品，限制在製造過程中排放微膠粒，以及改善成衣廠的工作環境，這顯示臺灣時尚產業未來的挑戰只會更多。

#不是用永續布料就是永續時尚品牌
一位時尚總編輯私下表示，「不是用環保布料就是永續時尚，也不是用一點永續布料就是永續時尚品牌」。臺灣推動永續時尚先鋒的「picupi挑品」創辦人張倞菱提到永續時尚從開發、設計、生產、營銷、採購和物流管理，每個環節其實都要符合永續標準是真不容易，推動它會是高規格及高成本，尤其是供應鏈。

她遇到很多有理想的設計師想合作永續時尚計畫，但許多最後都打退堂鼓，甚至不想被定位為永續品牌，怕社會以嚴格標準檢視他們。文化部投入永續時尚行列值得肯定，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更需要給設計師及政府時間推動轉型及漸進式發展。

#借鏡國外永續時裝週及永續時尚發展推廣方式
2018年丹麥哥本哈根時裝週（Copenhagen Fashion Week，簡稱CFW），走向永續時裝週之路，哥本哈根時裝週目前可說是最具影響力的永續時裝週，《Vogue》香港版2021年2月有篇文章〈哥本哈根時裝週如何成為永續時尚的重心？〉內文提到：「CFW 2023行動計劃包括品牌必須滿足的17個最低要求，例如保證不銷毀未售出的衣服，所有系列中至少有50％的經過認證的有機，升級或回收紡織品，以及僅使用可持續包裝。繼2020年全球抗議種族不公正的抗議活動和丹麥#MeToo運動再次興起之後，該框架現在還規定，品牌必須為所有員工提供平等的機會，並提供安全、健康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環境，不受騷擾和歧視。」

哥本哈根時裝週在2021年7月5日又更新了參與哥本哈根時裝週的最低標準總共18項，比前一年多了一項，它們訂立了永續時裝週及參展品牌的準則包含了「策略方向」、「設計」、「聰明選材」、「工作環境」、「消費者」及「秀場」等明確要求，不僅限制參觀時裝週的消費者不能使用一次性垃圾袋，飲料餐具可回收，時裝週的展場佈景零浪費、設計師不使用一次性衣架、服裝袋、服裝保護套等等，哥本哈根時裝週更已制訂2023年須遵守標準，其實紡拓會的流行快訊（Fashion Express）2021年12月一篇文章〈從哥本哈根時裝週 尋找時尚永續的未來〉，曾整理翻譯其細則規範，大家可以上網了解一下。

另一個永續時裝週，芬蘭赫爾辛基時裝週（Helsinki Fashion Week），導入生態村（Eco Village）概念。澳洲版《Vogue》在2018年7月19日有篇文章〈認識芬蘭顛覆性永續時裝週背後的千禧世代〉（Meet the millennial behind Finland’s disruptive sustainable fashion week），專訪赫爾辛基時裝週創辦人伊芙琳莫拉（Evelyn Mora），內文提到「當時身為製片人兼時尚攝影師的Evelyn Mora在倫敦和巴黎工作後剛回到赫爾辛基，她突然想到：『芬蘭沒有時裝週。』她說，『我們在塔林（ Tallinn）、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我們周圍都有時裝週。那是怎麼回事？我們的時裝週去哪兒了？』她決定創造它。」

文中也提到，現年26歲的莫拉查找了1980年代後期主持赫爾辛基時裝週（當時稱為Vateva時裝展）的人。「我遇到了她，她不打算再做這件事了，所以我買了商標，這就是它的開始。」她說，芬蘭值得擁有乾淨、綠色和平等的聲譽。伊芙琳莫拉有一些崇高的目標，她要重塑「時尚場所和環境的傳統概念以及向買家和媒體展示系列的方式」，同時她也質疑「我們在時尚界消費、適應和與周圍環境共存方式的未來」。

Evelyn Mora說：「過去，如果你不符合傳統時裝週樣子，你就會錯過，但時代在變。新一代正在接管。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出現，一切都在發生變化。永續是這幅畫中顯而易見且不可談判的部分。」Evelyn Mora對生態和道德事物都有一種典型的千禧世代作法，她說：「我的價值觀說，這是強制性的，永續時尚應該成為時尚界的常態。」

其實很多國家都開始朝永續時尚的走向發展，也推動相關活動，像義大利也舉辦綠色時裝週（Green Fashion Week，簡稱GFW），是由模特兒經紀公司GD Major主導，並由義大利環境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贊助的非營利性國際活動，並且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合作。到目前為止，這個活動已出現在阿布達比、米蘭、洛杉磯、拉斯維加斯、羅馬、杜拜、瑞士和葡萄牙。

而舉辦米蘭時裝週的義大利國家時尚聯合會（Italian Fashion Chamber）也與聯合國的道德時尚倡議（The Ethical Fashion Initative）合作推出CNMI永續時尚獎（CNMI Sustainable Fashion Awards）。米蘭時裝週的綠毯獎「義大利綠毯時尚大獎」（Green Carpet Fashion Awards Italia）推廣永續時尚的獎項，是由義大利經濟發展部（MISE）與義大利貿易協會（ITA）及米蘭市政府贊助，上海時裝週也已經和米蘭時裝週合作綠毯獎的活動，臺北時裝週其實也可以自行策劃類似活動。

首爾時裝週（Seoul Fashion Week）很早就推出明星捐衣的義賣活動，更策劃「捐贈伸展臺」（Donation Runway）活動，讓模特兒與青少年一起走上伸展臺，進行慈善義賣，某種程度，捐二手衣，不要浪費錢買衣服，也是永續時尚。臺北時裝週亦可策劃明星及名人捐衣義賣活動，並找設計師進行舊衣改造，同時邀請捐衣的明星、名人及模特兒走秀，所有義賣收入全數捐給慈善公益團體。

#臺北時裝週的最佳定位，漸進轉型成為亞洲第一個國際永續時裝週
文化部新聞稿裡提到臺北時裝週形塑「永續、機能、多元、跨界、人文」五大核心價值，這其實比較像對內宣傳，但，這五個核心價值難道其他時裝週裡都沒有？當全球時尚迷想到倫敦時裝週，會直到聯想到新銳及前衛設計，紐約時裝週則想到商業，巴黎時裝週會想到時尚最高殿堂及高級訂製服，米蘭時裝週想到複合式工藝，國外很多人都還不知道有一個時裝週叫做臺北時裝週，所以要有什麼聯想，很難。

臺北時裝週仍是發育不完全的小朋友，定位仍需時間慢慢形塑。文化部宣傳臺北時裝週總會提到它是亞洲第一個倡議「永續」的國際級時裝週，幫臺北時裝週進行倫敦時尚界宣傳的Dyelog創辦人陳秀珊便表示，「要在倫敦推廣臺灣品牌並不容易，尤其要宣傳那些沒有在倫敦到現場親自發表而且國際知名度真的不高的設計師。外國人不會懂設計師宮廟文化的論述，此外，即便鄧麗君在亞洲很有名，但是外國時尚媒體其實對鄧麗君仍不熟悉，也不太有興趣，但外國買家在意的是設計感、趣味性及舒適度，更在意做工是否細緻，外國媒體在意的是什麼設計師比較會令人覺得wow、或是什麼理念比較有意義，我發現國外媒體對臺北時裝週推廣永續時尚是有興趣的。」

為了留一個乾淨的環境給我們的下一代，並重新思考及找尋臺灣時尚產業的未來方向，個人覺得若文化部真心想讓臺北時裝週在東京、首爾、上海時裝週的夾擊下，找到定位，做出明顯區隔，讓臺北時裝週循序漸進轉型成為亞洲第一個國際級永續時裝週，絕對會是一條正確之道。

責任編輯：Ivana Yang
照片來源：臺北時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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